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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的瓮安“猴场会议”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日期:2009年06月16日 访问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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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派设置在江西、广东、湖南的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又集结16个师约30万军队,在湘江附近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由于“左”倾错误领导,红军延误了渡江的有利时机。湘、桂的敌军从南北两面向红军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同敌人在湘江两岸展开了一场浴血大战。这一仗,红军惨败,部队由开始长征时的8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渡过湘江,红军进入湖南通道,如果按原计划到洪江与二、六军团会合,就是朝20万强敌布好的“口袋”里钻,将导致红军的覆灭。危急时刻,已在红军中失去“发言权”的毛泽东站了出来,在短暂的通道临时会议上力主转兵贵州。建议得到大多数红军领导人的赞同,红军西进贵州,将20万敌军甩在了湘西。
    危难时刻的“通道转兵”展现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使他实际上重新参与了红军的领导工作。但是,“通道临时会议”只是暂时解决了红军避开强敌、脱离险境的问题,对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这一根本性问题却尚未解决。中央决定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向贵州腹地进军的建议,周恩来和大多数中央领导否定了博古、李德向湘西进军的主张,肯定毛泽东关于红军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和在川黔边发展的主张。按照“黎平会议”决议精神,红军向贵州腹地进军,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占黔东南的几个县城,于1934

    年底进抵瓮安县乌江南岸。12月31日下午,军委纵队到达瓮安猴场。  
    猴场,又称草塘,建于元代至元二十一年,为播州安抚司辖下的一个长官司,明洪武十七年改为草塘安抚司,民国时期为瓮安县的一个镇,是贵州著名的八大镇之一。毛泽东红军时期的警卫员陈昌奉在回忆长征红军到达猴场时说:“猴场是我们从江西瑞金出发以来见过的最大的集镇,市场繁荣,商业兴旺。来到猴场正值过年,红军每人发两块大洋做饷,有的战士甚至想留在猴场不走了,我把一些战士的想法告诉毛主席,毛主席对战士们说:‘中国这样的地方多的是,我们要渡江到遵义去过大年。’”
在瓮安猴场,毛泽东住在离军委机关驻地宋家湾不远的付家祠堂。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在回忆中说:“这是长征以来,毛主席住过的最好的房子。”
  《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对“猴场”的解释是:“猴场”就是从前猴子很多的地方。他的解释,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误解。猴场和猪场(珠藏)一样,都是西南地区最常见的以12生肖作地名的地方,原意是,这里逢猴日赶场,是天干地支的形象化记忆,与猴子无关。但索尔兹伯里的另一句话是有道理的,他针对毛泽东在猴场的住房变化一事说:“这表明,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
    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部署,重兵围堵,企图将红军消灭在乌江南岸。掌握着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博古、李德置黎平会议决议于不顾,顽固地坚持红军“东进”、再入湘西的计划,他们要求在瓮安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讨论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   
  为此,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二时,中共中央在瓮安猴场镇西一公里的宋家湾召开了进军贵州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刘少奇、李富春、邓发、凯丰、秦邦宪、李德、伍修权(翻译)。
    在会议上,博古发言,提出要红军“不过乌江”在这里“拐个弯”,留在乌江南岸打游击;“回头再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会议就红军“北渡”还是“东进”展开激烈的争论,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反驳博古。毛泽东认为:如果仍然坚持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合,势必再次进入蒋介石布下的口袋;贵州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黔军是有名的“双枪兵”,鸦片烟枪不离手,没有战斗力;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央军与黔军,以及川军、滇军又矛盾重重,勾心斗角,有利于红军的行军作战;所以应当坚持执行 “北渡乌江,在


    黔北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指挥,早已引起红军官兵的不满,参加猴场会议的大多数中央领导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等人回头“东进”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的战略路线,在“猴场会议”上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命令红军立即渡江。
《决定》指出:“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是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 ”。“猴场会议”在事实上取消了李德和博古对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在
 “猴场会议”上所作的《决定》中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项“决定”为渡江后的“遵义会议”明确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权和指挥权、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在“猴场会议”上,为改变左倾单纯军事观点,会议还决定,“必须有计划的有步骤的......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武装当地群众,恢复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和群众工作队的光荣传统。”   
如果将“通道会议”以来连续召开的几个会议联系起来,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发生的转折和变化:“通道会议”,毛泽东重新获得红军军事发言权;“黎平会议”,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思想进入红军领导指挥中枢;“猴场会议”,强化毛泽东的实质上的军事领导指挥权,事实上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指挥权力,奠定了“遵义会议”的基础,使“遵义会议”明确确立了毛泽东的红军领导指挥地位,彻底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指挥权。这是一个毛泽东重返红军领导核心,掌握革命方向缺一不可的完整过程。
“猴场会议”开完,已是次日凌晨,回到付家祠堂的毛泽东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入睡,索性到外面散步。他看见隔壁一个“干人”老婆婆在寒冬腊月里还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守在火塘边,不禁一阵心酸,便立即叫警卫员将自己的毛衣送给老人家取暖御寒。(□ 安军 新华 刘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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